无论如何，“中国好声音”的节目名称应该归谁，是个法律命题，也应置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下定纷止争，争议各方也该多用证据说话。不可将法律层面的“是非裁定”转换成伦理维度的“好坏判断”，以此模糊这场纷争里的法律问题。
　　1 法律争议不应诉诸“情”
　　围绕灿星、唐德之间的“好声音”版权之争，仍在持续。一个是制作了“中国好声音”前四季的专业制作公司；一个是买下了“好声音”在大中华地区独占使用许可权的新版权方，二者博弈，火光四射，一时间也引发舆论广泛关注。
　　6月20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作出诉前保全裁定，责令灿星立即停止使用包含“中国好声音”字样的节目名称等，灿星方面提起行政复议后，备受瞩目的 “中国好声音”节目名称归属案于6月29日进行了公开的复议听证。在法庭辩论环节中，灿星方表示，“中国好声音”是中国孩子，不应被外方强取豪夺。这引发 网民热议。而最终，法院驳回了灿星方面的复议申请，维持了此前的诉前“禁令”。
　　就眼下看，“中国好声音”名称的最终归属是后续侵权诉讼中实体审查的内容，还得继续通过司法程序进行确定性认定。从法规效力层级看，在判断民事 权益归属上，经授权获得知识产权法保障的“好声音”版权权益，比电视节目名称获广电部门备案管理本身，更具说服力。从情理上看，“中国好声音”脱胎于 “The voice of ……”（中文名“……好声音”）这一母体，后者是已被65个国家和地区引进、风靡全球的电视综艺模式，其版权所有者是荷兰Talpa公司，而“中国好声 音”的名称按合同约定也是其衍生权益。
　　无论如何，“中国好声音”的节目名称应该归谁，是个法律命题，也应置于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框架下定纷止争，争议各方也该多用证据说话，应据理而 论而非诉诸“情”。若用架空现实的煽动性类比和煽情化拟喻，其实是偷换概念并回避实质性问题。究其意图，是想将法律层面的“是非裁定”转换成伦理维度的 “好坏判断”，以此模糊这场纷争里的法律问题；也以臆造的“我善他恶”道德化情境，去博取同情。
　　因此，这不在同一个层面的类比拟喻，俨然也成了某种“舆论战”策略。但那些以喻代证的比喻，尽管极具“感染力”，却往往最值得警惕，因为其省掉了基本的逻辑推理过程。毕竟，“中国好声音”的名称归谁所有，最终关乎的是知识产权主体的法律界定，又何必兜售情绪？
　　2 版权易手是正常市场行为
　　必须看到，在规则成熟社会和法治契约下，市场行为讲究的是契约正义，是权利平等。之前就有人说了：版权购买是市场行为，遵循的是“公平竞争”“价高者得”等市场本位法则。灿星在版权合同到期后没跟原版权方谈拢，唐德以高价接手，版权易手，这是很正常的市场行为。
　　毋庸置疑，“中国好声音”前四季的成功离不开制作公司的运作，但“……好声音”本就是个超级IP，也是全球最成功的电视综艺模式，其盲选对战等亮点在受到市场青睐后，也能“折现”为不菲收益。
　　将商业模式变现无可厚非，但引进时和赚钱时不说“……好声音”作为舶来品的不是，失去了版权就拿人家是外来的说事，这未免有些狭隘；而打“情怀牌”渲染“中国好声音”是自己养大的孩子，绝口不提巨额收益，也极易落下话柄。
　 　再者，版权引进本就像风投，它本就暗含着节目火了版权费就大涨的风险，这也提示着原创的重要性，否则难免受制于人。在制作方大赚之际不嫌起初的“模式 费”低，自己陷入模式版权依赖，又没提前做好风险防范措施，咽下“被原版权方漫天要价”的苦果几乎是必然的。你可以说它“勒索”，但那本质上也在IP版权 估价充分市场化的范畴——大IP越来越值钱，也是不可逆的趋势。
　　而在法治社会，“法者，平之如水”，法律体系对知识产权的保护，也会依法而行、一视同仁，而不会看某项著作、成果的“属地”，分国内国外搞差异化对待。也就是说，是版权就得保护，无论是原产还是舶来的，而不是只尊重国内智力成果的知识产权。
　　在我国有很多科技成果也在对外输出，包括有的电视节目模式也在“走出去”的背景下，知识产权保护“内外有别”，也注定不合时宜。当我们的知识产权走向世界时，我们会愿意其他国家用双重标准来对待我们的知识产权吗？
　　说到底，用情感为可能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“背书”，在逻辑上是行不通的。而知识产权保护，就该让法律的回归法律，注重法律公平性，而不是用情感、情绪绑架舆论和法律，才是法治的本义所在。
来源：新京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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